一篇《桃花源记》只有三百多字，出自东晋诗人陶渊明之手；《消失的足迹》则是一部长篇小说，由已故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写于20世纪50年代。两者都被称为乌托邦寻访。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影响研究”无法解释这种类似的文学现象，十几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所衬托出的，是人类绵延不断的悠思。
《桃花源记》广为中国人熟知，陶渊明在其中讲述了晋朝武陵渔人误入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发现了一个“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黄发垂髫”均“怡然自乐”的天地，它酷似更久远的老子所描述的“弱国寡民”之境。
卡彭铁尔以他所熟悉的委内瑞拉密林为原型，描写了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一个厌倦了欧洲都市虚荣的音乐家，领了份回拉美故土考察印第安原始乐器的差事，不知不觉踏上了一条回归之路，并在莽林深处找到了生活的瑰宝，艺术的真谛。保留着“创世纪风貌”的拉丁美洲大自然使音乐家童心寸寸苏醒。在壮观的火山面前，“人的威严退让了，就像人很久以前曾使草木的威严退让一样”。在乡村节日里，音乐家找到了世界上仅存的“骏马的土地”。只有在这里，骏马才得以全面履行它在尘世的使命，使男子保持阳刚之美。在农家葬礼上，音乐家从撕肝裂胆的恸哭中听到了欧洲人已经忘却了的人对于死神的强烈抗议。在印第安人的生活中，音乐家发现了与现代生活中的客观、科学时间所不同的心理、诗性时间，每天的日子长短有致，这是一种“同样有着行板和柔板的大地交响乐的时间”。音乐家不仅领略了生活中的艺术存在，而且亲历了“音乐的降生”：一场驱除死神的巫祝仪式。更宝贵的发现，是人的不死的精神。一个忠实、勇敢的普通印第安女子，一个为传播信仰不惜葬身密林的教士，一个放弃已找到了的金子、决心在密林深处建立理想村落的探险者。正是他们代表了“新大陆”诞生之初潜在的三种生命力。
在被时空、文化、语言遥相隔绝的两种文学之间，无疑是一种人类固有的情思编织出了类似的描写：作者心目中的美好境地往往都与“世”隔绝，模拟远古，物质简朴，人情融融，都受到“外界”临近的威胁，并在这威胁到来之前彻底消失。
东西方对于“乌托邦”的构想远远不止这两篇文字，我的感触主要来自一个细节：
在《桃花源记》里，那位武陵渔人离开桃花源后，“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归途上一路作记号）；而当他告之武陵郡太守后，“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在《消失的足迹》里，音乐家毅然决定留居自然。当他返回城市取来谱曲用的墨水、纸张，再次踏上回归之路时，不料竟在叉路口失去了指示迷津的标志：一场大水冲走了他留下的记号。
在两篇或言简意赅或洋洋洒洒的文字里，都出现了一个十分具体的因素——记号。然而，在这一表面上出于偶合的细节背后，却隐藏着人类旷古以来的心思：理想的境界是可望不可及的，奇迹对每个人只显示一次。然而，人类又苦苦不断地追求，在崇尚现实的20世纪末，对于理想国的向往仍不绝尽。
乌托邦追求也许是人类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内容之一。候鸟的迁徙出自动物本能，游牧民的逐水草而居系生计所迫，而层出不断的乌托邦想象则是文化的积淀，是古往今来，普天之下的感情塑造。
（阿莱霍·卡彭铁尔：《消失的足迹》，贺晓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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